據美國媒體PIE News引用市場調研機構Bonard的最近一份報告顯示：在疫情的影響之下，過去一年多的時間中，中國國內的留學市場和留學機構出現了巨大的變化。

該報告調研了南京、沈陽、青島、杭州、成都5個新一線城市的2000多家留學機構，發現僅有412家還處于運營狀態；其余則在過去一年多的時間中陸續停止留學業務。

具體而言：

沈陽共有3245家從事留學業務機構，Bonard調查了414家，其中14%的機構表示還在從事留學業務，35%的機構表示不再從事留學業務，51%的機構無法聯系上。

青島共有3515家從事留學業務機構，Bonard調查了536家，其中10%的機構表示還在從事留學業務，53%的機構表示不再從事留學業務，37%的機構無法聯系上。

南京共有3219家從事留學業務機構，Bonard調查了409家，其中35%的機構表示還在從事留學業務，20%的機構表示不再從事留學業務，45%的機構無法聯系上。

成都共有4348家從事留學業務機構，Bonard調查了427家，其中20%的機構表示還在從事留學業務，31%的機構表示不再從事留學業務，49%的機構無法聯系上。

杭州共有2441家從事留學業務機構，Bonard調查了548家，其中14%的機構表示還在從事留學業務，26%的機構表示不再從事留學業務，60%的機構無法聯系上。

Bonard的中國區負責人Grace說，目前無法得知這些停止留學業務的機構時候還會重新回來。

這些參與調查的機構從機構規模來看，大多數機構仍舊是僅有一家辦公室的小型機構（77%），另外16%為中型機構，擁有2-5處辦公地點，大型機構僅占7%。

受疫情困擾，僅26%的機構表示2020年其學生出國留學人數為10-20人，極少數機構超過30名學生，43%的機構表示這一年沒有學生出國。

從其經營的留學項目來看，95%的機構從事高等教育相關的留學項目或服務，31%的機構從事K12低齡項目，短期項目雖然在疫情期間大受影響，但是仍舊有29%的機構堅持相關業務。

具體到不同學生年齡段，報告顯示：

• 本科和研究生留學市場正在恢復中，但是還沒達到疫情前的水平。
  

• 而低齡留學市場受到沖擊較大，一些原來準備將子女送外海外讀中學的家庭，選擇了國內的國際學校就讀，而且表示中學階段不再出去留學。

Bonard的調研還表明，過去一年，留學機構的具體留學業務沒有發生變化；絕大多數留學機構表示目前的“雙減”政策，對留學行業沒有太大負面影響。

但是一個有趣的現象是，Bonard調研了其BOSSA會員機構，這些機構有1/3-1/2位于北京。這些成員機構絕大部分還在繼續運營，有些機構甚至業務還出現增長。

留學機構的競爭力，很大程度還是取決于其自身的市場定位、運營模式和實力。

非常時期，對于出國留學的家長而言，選擇一家靠譜的中介十分重要。在過去一年，留學機構“卷錢跑路”的新聞時有發生。本次調查結果，可以說是對市場做了一個合理的解釋。

很多大中型教育公司/留學機構的運營模式是“寅吃卯糧”：根據提前預支的學費以及對下一財年的預期，進行場地投資和人員調配。因此，一旦出現突發事件或不可控因素，就出現現金流問題，輕則關門轉行；嚴重的則拖欠員工工資和學員學費，出現“跑路”或者“崩盤”。

面對疫情這樣的前所未有的突發情況，如何加強留學機構自身抗風險能力，值得認真思考。

 留學機構需優化經驗模式 

目前，我國規模以上的留學中介機構數量已經超過1500家，且近年來數量一直處于上升態勢。

但同時也出現機構眾多，魚龍混雜，服務人員素質參差不齊，部分消費者遇到了合同文本不規范、退費難、投訴無門，甚至機構卷錢跑路等諸多問題。

疫情期間，一些瀕臨倒閉的機構無法向員工及時支付工資，導致部分負責文書模塊的員工被迫中止服務，嚴重影響了整體申請進度，給客戶造成了不良體驗。這些負面因素經過擴散傳播進而影響到了很多潛在客戶對整個留學行業的認識與信任。

盡管國家取消了對自費出國留學中介服務機構的資格認定，但并不意味著這個行業就不需要監管了。

恰恰相反，機構應當秉持自律原則，行業協會也應當不斷強化對本行業的規范，明確服務標準，制定相應的約束機制并完善投訴流程及懲戒制度。

從長期來看，中國學生出國留學的大趨勢不會改變。留學機構應加大產品開發力度，不斷細化例如背景提升、文書、簽證申請等服務內容，滿足學生和家長的個性化需求。

同時留學機構應對內部資源進行合理調配，加強對相關各環節老師的培訓，從而在咨詢、規劃、選校、文書構思與修改等方面為學生提供更加專業的服務，以增進客戶的滿意度，樹立良好口碑，提升轉介紹率，實現客源的可持續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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