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檢索結果按作者所屬單位分組，表中列出排名前十的有關“大學生就業”的學術研究機構。如表1所示，發表論文最多的前十個機構均為高校，211、985高校占比50%，可見“雙一流”高校是大學生就業研究的中堅力量。top5的機構發文量差距相對較大，最多達47篇，由此可知核心研究機構走在研究前列且會一直持續；而排名后5位機構之間的發文量差距非常小，前后名之間僅差1、2篇而已，因此，發文量排名隨時都有可能變更。

2.2.2研究學者分析

大學生就業難依然是一個尚未解決的難題，已成為社會各界普遍關注的熱點，有研究者提出“在我國高等教育大眾化和普及化進程中,大學生就業問題成為一個具有世界共性和中國個性的問題”。為了更加深入地探索大學生就業研究內容，研究者對大學生就業難樣本文獻內容深度分析，發現樣本文獻作者主要是從理論和實踐兩方面對其進行論證。

從理論上看，樣本文獻作者們對大學生就業難的理解有二：第一種觀點是教育自身發展不平衡；第二種觀點是源于人力資本的解釋。這2種觀點存在一些差別，第一種是把教育放在社會大背景下，發現教育與經濟、政治和產業結構矛盾影響了大學生就業；第二種是從人力資本投資的角度分析大學生就業難的主要原因在于畢業生與用人單位在薪酬和技能等方面存在結構性矛盾。從實踐角度來看，高校在辦學中缺少明確的人才定位、大學專業設置針對性不強，而且高等教育的人才培養和社會人才需求有差異，社會發展與高等教育還不能一一對應起來。總之，高校沒有完全把大學生就業問題放在國家經濟發展的大背景下考慮，造成勞動力的供給和需求不匹配，出現結構性失業現象。隨著我國高等教育的“普及化”，高校畢業生就業壓力將長期存在，為了標本兼治，一方面必須從源頭上加快我國產業結構調整，另一方面，必須建立健全高校畢業生就業工作長效機制。其次，從教育角度出發，最核心的任務就是深化高等教育體制改革，加強內涵式發展。然后，建立一體化勞動力市場、消除行政壟斷。最后，著重發展職業教育，實行人才分流，逐步緩解就業壓力。綜上所述，大學生就業難是我國社會轉型發展在勞動關系領域的自然表現，解決大學生就業難問題是我國國情的需要，著實從理論層面和具體實踐上緩解大學生就業壓力。

美國哈佛大學作為高校就業指導工作的發源地，于1911年首開就業指導先河，而我國起步較晚,有關大學生就業工作的研究真正始于改革開放。隨后，國家也出臺相關政策和文件輔助大學生就業指導，但目前我國高校大學生就業指導服務體系還不夠完善，因此，建立合理的就業指導服務體系勢在必行。而輔導員作為大學生的生活導師，便又一次顯示出自身的信息優勢和崗位優勢，在大學生就業指導過程中需扮演主要角色，主動幫助學生聯系合適的工作單位、合理指導就業，為學生排憂解難。此外，高校作為負責方也應為學生就業提供必備的基礎設施，在師資隊伍建設中制定激勵政策以促進教師在就業指導上的專業化和職業化，并且呼吁家長也要投入就業指導行列，為學生擇業建言獻策。因此，大學生就業指導與社會、學校甚至家庭是一個有機整體，參與方需要客觀地分析和調整工作思路，且需“因時而變”“因地制宜”服務大學生就業指導。

“就業能力”作為一個新概念應用于高等教育，不再單純指某一項技能、能力，而是大學生的綜合素質和能力，與大學生的就業結果存在緊密關系，是影響就業的關鍵因素。就業能力直接體現高校辦學質量，更是社會選擇人才、評估教育的重要參數。從整體上來看，高校學生就業能力是一個動態發展的過程，主要經歷3個階段：首先，學生在校期間要逐漸培養適應社會就業形勢的能力；其次，學生在工作崗位上要具有工作勝任意識；最后，學生在穩定就業后要不斷提升自己。提升大學生就業能力貫穿于高校人才培養全過程，涉及到學校辦學和發展的各個環節，高校需要采取三位一體的人才培養策略，將人才培養過程滲透到社會、政府和家庭層面，構建就業能力提升的協同育人機制。在此基礎上，隨著現代大學職能的不斷完善，高校作為人才培養的重要基地，與社會、政府單位聯系緊密，這也要求高校提高專業設置與社會、市場人才需求契合度，政府為大學生就業提供就業政策保障機制，用人單位深入高校表達對畢業生的能力要求，校企合作搭建學生就業力提升的實踐平臺。歸根結底，當今社會的競爭是一場人才的競爭，更是人才綜合素質的一場比拼戰和持久戰，所以畢業生要學會在理論、實踐上終身學習，不斷提升綜合素質以適應社會變遷。

 

2.5論文基金資助分析

在基金資助前十名(圖3)中,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全國教育科學規劃課題和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分別以224篇、111篇和104篇的數量領先。從來源上來看，在全國范圍內江蘇省有關大學生就業基金資助為首，江蘇省教育廳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基金和江蘇省社會發展科技計劃以66篇和11篇分別位居第四名和第十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江蘇省對于大學生就業的重視程度、現實需求和實踐探索可能優于其他省份，并且相關研究也已達到比較成熟的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