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消極的想法只在我腦子里只停留了很短的一陣。我的生命就是一場拯救瑞恩的過程，有時候我是那個為了信仰不顧一切的隊長，有的時候我是那個明知自己戰(zhàn)友在樓上與敵人肉搏但被戰(zhàn)爭的殘酷嚇住沒有勇氣前進一步的士兵。但這都不是我的常態(tài)，我更多的時間是以那些愿意去拯救瑞恩但也有過思想動搖的隊員的身份存在，有光輝的普通才是我的常態(tài)。見得多了，自然也就會自己歸納人性，我做的只不過是順從人性中對社會無害也無益但對自我存在有價值的那部分，如果因為這些沒有利他性但很利己的內容而苛責自己，人就難以成為完整自由的人。我不愿意在這個當前展示一種盲目的英雄主義，不會選擇死死守住疫情最嚴重的地區(qū)說我永遠不會離開，這沒有意義。首先，我沒有專業(yè)的抗疫知識，留在這里同樣很難對他人做出正向貢獻；其次，盲目的喊口號式英雄主義就是一種虛偽，往往這種情況意味著空有口號，行動不力；最后，這種不顧敵人數(shù)量質量的沖鋒只會自損八百，但隨著日漸成熟，我很清楚自己并不完全代表我自己一個人，還有家人和關心我的人，盲目的自陷風險，也意味著增加了其他人煩惱的總量。

我不是逃兵，其他大部分留學生也不是，在大的局勢面前，輪不到個體去發(fā)揮個性，或者更準確的說，是個體個性的發(fā)揮空間被極大抑制了，我只是在做道德規(guī)則下自己認為正確的事。既然辯證法可以解釋一切，我不能成為白衣天使那樣可以對社會做出顯性貢獻的人，但我保全了自己，照顧了身邊的人，是個體在這個領域里的隱形英雄主義。

公園里閑聊的人這么說。但他們不是我。

前一段時間，一個“病毒是由美國人傳播”的謠言四起，在國內的中老年群里散播的厲害。不需要很強的知識去解釋這個問題，一個很簡單的邏輯，一個國家或一個人在制造危險的時候，很大程度上會想好解決這個危險的辦法，但如果看過美國現(xiàn)在疫情處境的新聞，就會知道美國政府和人民對這樣疫情的估計嚴重不足，排除了個體攜帶故意入境后，資本主義國家行為的攻擊的言論不攻自破。但事實上，這種言論在國內很有市場，背后是一種無形的東方和西方的對立。

東方和西方的對立在那場鴉片引發(fā)的戰(zhàn)爭后就一直存在，每個階段都會在這種基礎對立上增加新的內容，這次是病毒。很多人都非常相信迫害論和陰謀論，我不敢說這種言論之前是不是真實的反映，但這次疫情這種迫害并不存在。

年老的經歷過中美公開化對立年代的人也因為年紀，不太再關注疫情背后的事，反倒是我看到很多沒有經歷過那個年代的中年人是這種錯誤思維角度的擁躉。他們中的絕大部分沒有出過國，沒有深入的生活在國外過，但卻對關于國外的很多言論深信不疑。

之前我曾和其中一位進行過對話，他認同沒有調查沒有經歷就沒有斷言這種邏輯，但提起國外的種種不良內容，即使并不真實，也深信不疑，還會反過來認為我不愛國，是垮掉的一代。這些人的主要消息源就是國內的新聞媒體和公眾號。其實客觀是新聞的底線，國內輿論做到客觀中肯分析的肯定有，但某些媒體會受到偏見陋習的影響，刻意營造一種國外水深火熱十惡不赦的景象，宣傳國內功績沒有錯，這些媒體習慣于在捧自己的同時踩別人一腳。當我們夸人的時候，不會是因為別人不好而夸另一個人，而是以為對方的優(yōu)秀才會贊美。看到聽到的內容本來就充斥著偏見的聲音，又在自己的群體中強化這種聲音的存在，無形中形成信息繭房。時間一長，這種思維根深蒂固。

隔岸觀火可以，但自己在安全區(qū)的同時嘲笑那些危險區(qū)的人，并不道德，這是一個人水平的體現(xiàn)，和社會制度差異無關。這場疫情，儼然成了一個世界性問題，所有人更應該團結，各自為戰(zhàn)必然會屢戰(zhàn)屢敗

之前我在自己的電子記錄本里，寫下過一句話：這場疫情會將一切放大，尤其是人性惡和社會問題。除了國內的輿論，從美國上學的半年多，我也發(fā)現(xiàn)了美國國內思想陣營的分裂。           

很早教授的課上說過，當前世界我們在經歷城市化侵蝕宗教的過程，也在經歷著史無前例的白人世界的衰落。自從疫情在美國爆發(fā)起，吹口哨和吹狗哨的人就交相輝映，一批以學者，華人為主的群體第一時間重視起了感染問題，但鷹派政治家，媒體甚至大部分美國普通人還是抱著對來自中國的疫情漠不關心的態(tài)度。現(xiàn)在這種情況依然明顯，甚至有公開化的趨勢。       

這幾天紐約州州長科莫成為世界級網紅，我也在推特上關注了他的采訪，他在采訪中公開透明，不隱瞞紐約現(xiàn)在遇到的困境，向世界開始求助。標題上“我為此負全責”就是他的觀點，就現(xiàn)在的表現(xiàn)而言，他向世界展示的是一個有擔當?shù)恼渭业慕巧?/strong>于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總統(tǒng)特朗普，他在采訪中說的“我對國內疫情不承擔責任”讓他備受批評，對疫情的反應慢，自己改演講稿稱病毒為“中國病毒”讓他的支持率一度走低，商人思維運用到政治中，總顯得不那么利索。